今天不聊地产的事，我们来说一位武汉女作家和她的一部旧小说。
有些作家写文会带着深深的城市烙印。
张爱玲的笔底是老上海，舒婷的诗中有厦门，亦舒偏爱香港，湖北作家、武汉市文联主席池莉则是武汉的代言人。池莉的笔下，武汉是天生的江湖城市，真实热烈。
“散漫，任性，侠义，火气大，兵气重，五湖四海，千人千面。”
她曾在一部作品中描述，普通工人印家厚，在船上别人给他一根烟，他转身就撒了一圈烟。
她说这是典型的武汉性格，大气。
在池莉看来，武汉保留了纯朴善良的本性，具有东方传统文化的古道热肠。
“有些人爱批评说武汉人粗鲁，说话大声，性格火爆、急躁，城市建设进程中脏乱。我建议他们到武汉生活一段时间，就会发现，在特大城市里，武汉是最温馨的一个。”
池莉这个湖北女子也很有意思，她祖籍仙桃，学医出身，40年前是一名流行病医生。后来弃医从文了。她说，我就是抵挡不了文学的诱惑。
她的作品多是注视生活的一个层面及一系列人物升降沉浮，借此来探摸整个社会的脉搏。
王蒙评价她：池莉的写实风格在读者中大受欢迎，据说她的不少小说可以卖到几十万册，这是我辈难以望其项背的。
历史不会重复但会巧合。
23年前，池莉写过一部以流行病突发为背景的小说《霍乱之乱》，写的是武汉爆发疫情后，医生、政府、普通群众作何反应，如何面对的故事。
“我曾经做了三年的流行病防治医生。当我不得不离开卫生防疫专业的时候，我觉得我应该把自己的担忧写成一部小说：人类尽可以忽视流行病，但是流行病不会忽视人类。我们欺骗自己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如今重读这部旧文，也许你会感慨，如果小说仅仅是小说该有多好。
以下是小说节选。
1
霍乱发生的那一天没有一点预兆。天气非常闷热，闪电在遥远的云层里跳动，有走暴迹象。在我们这个城市，夏天的闷热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2
老师自豪地说：“鼠疫在世界上被称为一号病，起病急，传播快，死亡率高，厉害吧？我国消灭了！霍乱，属于国际检疫的烈性肠道传染病，也是起病急，传播快，死亡率高，号称二号病，厉害吧？我国也消灭了！三号病是天花，曾经死了多少人，让多少人成了麻脸，厉害吧？我国也把它消灭了！”
我们也就把书本上的这一二三号病哗哗地翻了过去，它们不在考试之列，我们不必重视它们。我们学会的是老师传达给我们的自豪感。如果有人问起鼠疫、霍乱和天花，我们就自豪地说：“早就消灭了。”
3
秦静同学与我们不同。她追在老师屁股后头提问。她问：“到底是控制了还是消灭了？是消灭还是基本消灭？”
老师说：“去看教材。”
秦静说：“教材上说得不明确，前后矛盾。”
老师说：“这有什么关系呢？”
秦静涨红着脸说：“有关系的。这关系到最可怕的三种传染病在我国到底存在还是不存在。”
老师说：“秦静同学，别钻牛角尖了。我从事流行病防治工作十五年了，走南闯北，从来没有遇见什么鼠疫霍乱天花。要相信我们祖国的形势一片大好。”
秦静的声音都发抖了，眼睛盯着地面，但她还是顽强地问道：“我想知道它们到底存在不存在？”
老师悻悻地说：“你问我，我问谁？”
后来，秦静与我一道被分配到防疫站工作。我们光荣地成为了一名流行病防治的白衣战士。
4
有一天，我去供应室领设备，被值班人员敷衍应付。
我很生气，回来抱怨。
闻达显得有些尴尬，他软弱无力地信心不足地说：“我向站领导反映过多次了，我个人还找院长谈过。院长表态说一定会全力以赴支持我们的防疫事业。”
我说：“拉倒吧！我们连最基本的敷料和棉球都不能得到供应，谁在支持我们？”
闻达说：“年轻人，你不能这么看问题，我们事业的重要是不言而喻的。医疗系读几年？最多四年，可我们卫生系却要读五年乃至六年。临床医生懂的我们都懂，临床医生不懂的，我们也懂。他们是什么？是操作工，看病开药看病开药，照本宣科，医院里都是活的进去，死的出来，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我们是什么？我们是研究人员。我们防患于未然。我们不给人们带来任何痛苦而是保护人们免受疾病的侵害。我请你们想想，孰轻孰重，这不是一目了然吗？”
秦静冷笑，走掉了。
5
霍乱来了，在一个天气恶劣的夜晚，在它的踪影在中国消失了几十年之后。我们对它的一点认识仅限于知道它的厉害和可怕，教科书的这一章节是哗哗翻过去的。
那天是我和秦静值夜班。晚上八点二十七分，我们接到了霍乱的疫情报告。
秦静跑去拿来了我们大学的流行病学课本。课本长期在秦静随身背着的书包里，她的好学及时地解救了我们。秦静把课本翻到霍乱这一章，举在我的鼻子底下，我们俩急急地浏览，高频率地摆动着头。
本章开篇不久就有一句非常含混却又武断的话：解放后本病在我国已被消灭。
秦静气愤地说：“消灭的时间，地点，和处理方法都没有写，太不科学了，简直是混帐！”
我悲愤地说：“对，混帐！”
书上既然认定我国已经消灭了霍乱，后面的论述就明显地就事论事，流行和传播的情况全是别国的。什么印度、巴基斯坦、埃及、尼泊尔、阿富汗、西太平洋至南亚次大陆的许多国家和地区。
我完全晕乎了。
秦静激动地说：“对对，我差点忘了，隔离是最重要的，千万要阻断他对其他人群的传染！所有的烈性传染病都是要首先隔离传染源，这点是绝对必要的！”
6
五层楼的防疫站蓦然间灯火通明。各个科室的人马全都连夜冒雨赶到了站里，大家对霍乱除了怀着恐怖感之外，其他一无所知。八大科室的一百多号人在站里挤来挤去，相互打听情况。
书记和站长被大家大呼小叫地扯去询问。
他们俩答非所问地应付着。大家都非常地不满意。
闻达的出现使站里顿时有了秩序。书记和站长如见救星，与他紧紧地握手。说：“乱成一锅粥了，现在看你的了。”
闻达说：“霍乱疫情，如洪水猛兽。我是要赶快讲讲具体方案。但是，我设想的方案还没有事先向党委汇报呢。”
下面立刻有人说：“现在还耗得起这个时间吗？”“他们又不懂，汇什么报？”
闻达异常的简洁，一口气宣布了八条意见：
第一，以流行病室为核心，组成一个紧急行动小组；其他各科室都听从紧急行动小组的分管班长指挥，有令则行，无令则止。
第二，化验室立刻复查粪样培养基的菌落，再一次确认霍乱弧菌，具体操作由闻达指导。
第三，流行病室连夜出发，追踪病人，隔离病人并确定疫点。
第四，消杀科立刻准备好所有的喷雾器和充足的百分之五的来苏消毒液，同时准备大量漂白粉和生石灰。
第五，党办负责接待领导，上传下达，发出红头文件。协调车辆，保障疫情用车。
第六，站办负责后勤，协同专业部门购买一切所需的用品以及保证值班人员食物和冷饮的供应。
第七，指定专人二十四小时守候电话，疫情立刻上报国家卫生部，对外严守秘密。
第八，在处理霍乱疫情期间，各科室全部三班倒，一律严格实行无菌操作。
闻达说完，问书记和站长可还有补充的？书记和站长都说：“很好很好。”
7
市里领导来了。
卫生局的领导来了。
与医院的院长副院长也来了。
平时他们连换棉球的问题都懒得给我们解决，医院在合作上的种种摩擦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且一向经过我们防疫站都是不屑一顾的模样，现在的态度完全变了。他们非常地热情，非常地诚恳。居然拍拍我的肩，叫得出我的名字，也叫得出秦静的名字，好像与我们防疫站是亲密战友一般。
8
这个食堂与供应室一样，医院的食堂，我们挂钩单位在这里吃饭叫做搭伙。他们对搭伙者一向不怎么样。
所以人家食堂一听赵武装的口气，就烦了，说：首先我们夜餐时间是十二点，我们不会为谁提前开饭，其次按各部门的夜班表来看，我们只可能为你们提供两份夜餐。
人家轻慢地说完，啪地扣上了电话。赵武装气得七窍生烟，转身就找了闻达。
闻达说：“什么？今后我们全站人马都是二十四小时值班，岂不都得饿着肚子。岂有此理！我今天非要给他们一个下马威不可！”
闻达当即上楼推开了党办会议室。
市里、医院的领导正在开会，他们研究问题是准备在紧急行动小组上面再成立一个领导机构，叫做“二号病疫情处理现场联合指挥部”，副市长任指挥长，卫生局长、公安局长、医院院长、防疫站书记等任副指挥长，闻达说：“那很好，请指医院的食堂下一个命令吧。”
闻达抓起电话，拨了号码，然后递给院长。院长冲着电话就大发脾气：“混帐！疫情压倒一切！我要你们在五分钟之内把夜餐送到防疫站来！多少？有多少送多少！”
十分钟后，在我们的一片欢呼声中，餐车缓缓地推进了我们的站的大厅，一大桶香啧啧的鸡蛋西红柿汤，鲜肉包子堆得像座小山包。
9
一马路的车辆统统在给我们让道，我的眼睛潮湿了。
参加防疫工作三年来，我也曾屡次地外出访视病人，去其他城市，去农村，去工厂，去矿山追踪传染源，我们总是坐长途汽车，和农民以及他们的鸡和猪挤在一起。
我们穿着解放鞋，在火辣辣的太阳底下一走大半天。天长日久，所以产生了关于我们的一段民谣：远看是一个要饭的，近看是一个烧炭的，一问是一个防疫站的。现在谁会以为我们是一个要饭的或者是一个烧炭的呢？
这么一抚昔追今，泪水涌了上来。听见我吸鼻子的动静，赵武装说：“你这人哪，完全是狗肉上不了正席。”我说：“我是狗肉又怎么样？”
他们嘲笑我，可他们也一直把脸贴在车窗上，车窗的玻璃眼看着起了一层雾，大家都在涌动泪水。
10
我们很快在武汉郊区黄陂找到了感染霍乱之人。并把他所在村子封锁。
封锁区隔离了总共十四天。在最后一例带菌者连续三次粪检阴性之后，我们才鸣锣收兵。
因为严格的保密，事后便没有我们所期待的辉煌。
就连在疫情中出现过的领导也再没有来到我们防疫站。没有张灯结彩的表彰和大大的奖状。新闻媒体没有一点动静。有关论文当然也就不可能寄到世界卫生组织去了。
总之，我们站除了增添了一些是非之外，突然地，一切都恢复了从前的平静和单调，就跟没有轰轰烈烈地处理过霍乱疫情一样。
希望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结束后，有人为此事著书，以醒后人。
希望为众抱薪者不再冻毙于风雪。
希望少一些争功委过多一些怜悯担当。
希望后来者比我们这一代更有气节。
希望他们永远牢记与懂得：
人命关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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